记得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曾经说过：“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。”在他看来，只要自己死了，这个世界就与自己再无任何意义关系了。路易十五把自己的死亡仅仅理解为自己个人的事情，一方面反映出他的极端自私自利的性格，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他对死亡的无知。中国人说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，其实，在通常的情况下，一个人的死亡会“牵一发而动六身”：

其一，在一般的情况下，死者在未死之前，总会有未了的心愿。只要濒死者的未了的心愿是合理的，尽可能地满足这些心愿，就是活着的人应尽的义务。这也正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终极关怀”的一项基本内容。中国人的谚语是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”，但这一说法也有很多例外。比如，鲁迅先生在临死时就表示，对自己的敌人一个也不宽恕。这表明，鲁迅的性格乃是一个斗士的性格。《儒林外史》写到一个十分吝啬的员外，处于濒死状态时，迟迟不肯合上自己的眼睛，因为他眼前的油灯中竟点着两根灯芯，多么浪费！一旦其中的一根灯芯被剔掉了，他就安然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尽管这个员外的未了的心愿是如此微不足道，但它毕竟是一个人的心愿。就像《圣经》里所说的：“虽然我是尘土，我还能对主说话。”

其二，一个人的死亡会在直系亲属乃至整个家族中发生重大的影响。如果说，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人的夭折会引起直系亲属的巨大悲痛，那么，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年人的逝世则会引起整个家族的震撼。不管如何，死亡本身不是死者的不幸，而是生者的不幸。因为惟有生者才具有自己的感受能力。无论是传说中哭倒长城的孟姜女，还是为父申冤的窦娥，都体现出死者在生者心灵中留下的巨大的精神空间。假如说，濒死者肉体上的死亡在瞬间就可以完成，那么，死者在生者精神中的死亡却可能表现为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每一次的死亡在亲友中都表现为一个重大的事件。

其三，一个人的死亡也会在情人、朋友、同事的心灵中激起重大的反应。列夫·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·卡列尼娜就试图以自己的死亡来惩罚渥伦斯基。因为在通常的情况下，人们总是轻视自己拥有的东西，重视自己即将失去或已经失去的东西，在感情上也是如此。无庸讳言，一个人的死亡会在活着的人的心中造成巨大的，甚至无法弥补的精神空缺和心灵创伤。尽管追悼会、追思会和守灵仪式在一定程度上会淡化生者对死者的思念和负罪感，但这种思念和负罪感却决不会轻易地消失。

其四，对一个死者的祭祀和纪念，不仅关系到亲属、情人、朋友和同事的精神寄托，也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传承和人文关切。就此而言，土葬和墓地起着十分重要的文化传承的作用。无论是埃及的金字塔，还是印度的泰姬陵，无论是莫斯科的新处女地公墓，还是法国的拉雪兹公墓，无论是中国的秦始皇陵，还是美国的阿灵顿公墓，无论是希腊迈锡尼的阿伽门侬陵墓，还是英国的海格特公墓，都以其耸立的墓碑、常青的松柏和常常更新的鲜花，默默地倾诉着一个民族的历史，传递着一种文明的兴衰。事实上，现代人与古代人之间不仅存在着物质上的联系，就像人们在博物馆里见到的石斧、骨针和陶器一样，也存在着精神上的关联，宛如人们在瞻仰陵墓、浏览族谱和解读历史人物的文本时所感受到的那样。其实，这里不仅有祖先崇拜，有宗族延续，有情感寄托，更有人文精神的绵延和历史文化的传承。

其五，通过对死者的多种方式的纪念和缅怀，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和谐。按照统计资料，中国每年约有800万人死亡，如果每个死者牵连到8个生者的话，每年就有6400万人卷入到丧事中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每个人的死亡都可以理解为一次大小不等的“地震”，围绕着这一“地震”，生者与死者、前人与后人、亲人与朋友、权利与责任、环境与资源等一系列关系也为之而展开。假如每个死者的丧事都能够在尽善尽美的状态下演绎，那该避免多少矛盾和冲突。

其六，每个死者遗体的处理、灵魂的安顿和对骨灰的保存方式都会牵涉到从事殡葬业的群体。迄今为止，这个群体的存在和发展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下，它不但受到漠视、鄙视，甚至受到歧视，仿佛对死者及其家属的终极关怀不是一项神圣的事业，而是一个低贱的行当，仿佛歧视者可以永葆青春，死亡永远不会降临到他们身上似的！正是这种普遍的行业歧视倾向的存在，不但使殡葬业的人才难以得到积聚，而且也使这方面的工作长期处于无政府主义的状态下。

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，一个人的死亡并不纯然是他个人的事情，而是“牵一发而动六身”，关系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殡葬乃是一个有巨大发展潜力的、宏大的事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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